在20世纪初的思想舞台上，面对现代性问题和现代文化的悲剧性，德国著名生命哲学家、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Simmel1858－1918）思考着生命哲学意义和现代文化命运，在“现代性”（modernity）问题出现的世纪之初，率先揭示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困境，把握了现代社会中个体和群体的心性状态以及文化制度的形式结构，并通过对货币的文化哲学分析，对都市人的身心焦虑的形成加以社会学梳理。这使他走在这一“现代性课题”的前列，并远远超越了他同时代的思想者。西美尔将这一问题分成三个层面，即现代大都市、现代人的身体与感觉、现代文化的悲剧性。
在现代都市中，各种意象与意象的碎片纷至沓来，瞬息万变，生活和工作的节奏非常快，人逐渐告别了乡村那种诗意般感性生活的缓慢节奏，而进入具有现代节奏的生活链，变得日益忙碌而焦躁。大城市生活充满机会而又充满着危机，它在形成现代文化的聚集地和大语境的同时，又将人们所构成的都市社会交往形式转化成限制个人表现的界限。
大城市生命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货币”。西美尔在其重要著作《货币哲学》中，提供了一种别开生面的理论分析框架。即“金钱”与“手表”在对人的生活的约束中，造成人在快速生活中的迟钝，在日常忙碌中的傲慢，在优裕享受中的粗暴，在狂热追求当中的冷漠。货币使社会出现虚假的平等，使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获得表面公平，通过价格差别表示事物之间的价值区别。货币以其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中立性，使其以“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自居”，成了人们生存意义空间的最终调节者。货币掏空了事物丰富的核心，削减了事物的特性、价值和意义，一切事物都以相当的比重在滚滚向前的货币洪流中漂移，于是，在货币的尺度前，事物和生命失去了色彩，价格成为衡量客观世界的价值。人可能为了钱而降低自己人格，人格在货币世界中日益贬值。
现代性对“精神理性”的关注日渐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关注，并标明这样一个事实：感性肉体取代了理性逻各斯，肉体的解放成为“现代性运动”中重大母题。
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的问题，除了冷漠感、孤独感、烦心感以及忌恨感以外，还包括欲望的满足，以手段取代目的，以及从面容之美到身体的本能性。西美尔敏锐地注意到，面部结构是不可能脱离精神的，因为它就是精神的直观表现。面部很容易表现出柔情、胆怯、微笑、憎恨诸感情。它是“观察内心世界的几何图”，是心性所能臻达的最高的表现域，也是最具有审美意味的地方。而身体相对于面部，尤其相对于眼睛而言，是处于较次要的地位的，尽管它也可以通过动作和造型来表达情感。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艺术已经从“面容之美”表现走向了“躯体之力”的表现，从精神意象的呈现走向了欲望肉体的展示。身体成为肉体性、享受性和存在性的证明，脸逐渐被肉体所取代。也许，这一切早被西美尔在世纪之初就言中了。
现代人日益强调在人我之间保持“距离”，甚至“加大人与其对象的距离”，正是这种强调距离使现代人害怕过分接触物体，而出现一种“畏触感”。西美尔《现代文化的冲突》中认为，家庭的解体与厌恶家庭的单调和这种不堪忍受的畏触感不无关系，而且，过多过泛过于频繁地同各色人打交道，而忽略与自我安静独处，将进一步加剧这种“畏触感”。这种身体的“畏触感”，正表现出心灵的“畏触感”；这种身体的距离感，正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穿上了厚厚的铠甲而将孤独变成了自己的身份证的绝好说明。这与其说是人与客观对象之间的距离扩大，不如说是在精神、在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方面出现了最明显的离心形式，而这势必造成“现代文化的悲剧性”。
现代文化的悲剧性是现代人危机的集中体现。“现代感觉”终于在货币经济支配的大城市生活中树立起来，它在推动现代人去开拓私人权力和私人空间当中，却开始挤压了公共空间和公共权力。随着这种身体空间感和生命时间感的进一步加固，现代文化的“悲剧性”已经触痛了哲人的神经。
无论如何，在本世纪初叶，在“现代性”勃兴的历史阶段中，西美尔看到了“现代文化冲突”这一尖锐社会现实，力求解决“人类经验破裂”的领域中的焦点问题，并通过生命美学使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体性突破社会性的箝制，而得到自由发展。我以为，这一总体思路在世纪末的所谓“后现代问题”中仍未失效，甚至有可能是“中国现代性”问题获得深度解决的一个文化参照。
 |
